谁是杀害富士康员工的凶手

富士康的“十连跳”将这个代工巨人推向了风口浪尖,社会各界对其恶评如潮,轻则说企业缺少文化,重则认为缺乏人性,甚至称之为“血汗工厂”、“集中营”。

我们自古以来就存在这样的现象:只有牺牲才能唤起人们的觉醒,只有大量的牺牲才能唤起当局的觉醒,只有大量重复的牺牲才能唤起全民的觉醒。矿难如此,看守所的离奇死亡如此,这次也不例外。员工的离去确实激起了政府和民众的愤慨,让死者的鲜血没有白流,让生者的心灵多有慰藉。但是依我之见,“千夫所指”指错了方向。

有媒体报道,富士康竭力为企业开脱,对员工生存状况闪烁其辞,将跳楼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死者自己和社会。不知这是某人为巩固其谴责立场而捏造的消息还是确有其事,我却亲耳听到过相反的报道——富士康发言人刘坤在接受央视的电话采访中,表达了的对公众的检讨和对警方的配合。刘坤自然是迫于舆论才这么说的,而实际上,跳楼的主要责任理应归咎于死者自己和社会。

员工达60万之巨的富士康集团,不啻于一个县城的规模,其企业管理、企业文化、员工福利等各方面在同行中都算得上佼佼者,既没有给员工施加过大的工作压力,也没有克扣员工的血汗钱,还给员工依法缴纳社会保险,又给员工建立娱乐设施,甚至在每位员工工牌后印制求助热线电话……这样的企业已经尽到了应有的责任,不如它的企业还多如牛毛,只不过别人暂时风平浪静或风浪不够大而已。

据调查,富士康跳楼的员工多数由于感情挫折、家庭困境和生活压力。据报道,富士康工会组织过一次有奖活动:只要准确说出室友的姓名、籍贯、工作部门,就可以获得1000元奖金,堪称送钱活动。不可思议的是,几百名员工只有1人获奖。富士康提供的心理救助服务点鲜有员工光顾,有人坦言即便有需要也不会去,担心被别人认为神经病。缺乏基本的适应能力、抵抗能力和社交能力,如此脆弱、冷漠、虚荣的员工难道是富士康造就和独有的吗?这样的员工在其他企业就能起死回生吗?我们怎能将自己的快乐、财富、成功寄托于他人?又怎能将自己的懦弱、贫穷、失败归咎于他人?存在感情、家庭和生活压力的人何其多,倘若按这样的跳楼标准,中国早已血流成河。

既然多,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富士康?这恰是人性的另一弱点:盲从。盲从到连死都要死成一样,第一个跳楼的人是需要勇气的,就像第一个走进心理救助站的人,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换句话说,同样的员工在其他企业可能会因为没有先例而放弃自杀,即便自杀也可能不会选择跳楼;相反,其他企业有自杀倾向却没有实施的员工,在富士康很可能会果断地选择跳楼,因为每一位员工的坠落,都是对彷徨者的可怕的暗示。

无论从法理上还是道理上讲,自杀者本人就是凶手,但如果只认定唯一凶手,那一波接一波的舆论就显得毫无深度和意义,事实上的确存在第二凶手,那就是教育。今年五月四日,温家宝总理访问北大,向学子们提出了五项要求:远大的理想、高尚的道德、渊博的知识、强健的体魄和完整的人格——我相信这也是对中国教育的要求。可我们的学校做到了什么?如果说我们多少还知道什么是理想,什么是道德,什么是体魄的话,那么人格,就彻底属于陌生的领域。人格是控制自我心理、情感、意志的能力,它不是物质,却拥有比物质更强大的力量,是人们走向社会、适应生存的精神支柱。我们的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,有多少时间在关注人格?又有多少时间在完善人格?每一个企业的目标都是盈利,每一个学校的使命都是教育,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企业像学校一样肩负教育的重任,但有权利谴责学校不履行教育的天职!所以,如果非要说杀害富士康员工的凶手另有其人,就是我们不完整、不严谨、不单纯的教育。

然而凶手还不止两个,深究教育的根源,是整个社会急功近利、资源分配不公的结果,这不仅导致教育的偏航,也引发了生存的压力。生存的基本条件不外乎衣食住行,薪水处于同行中上水平的富士康员工都感到压力了,不如富士康的呢?事实上,在生活压力方面,已然不是比富士康好还是差的问题,所有年轻的非富二代们都有一颗想死的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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